其实，没有具体形态的物，等于不是物，故庄子把它的位置同无物挨在一起。
朴、大朴，静、大静，虚、大虚。气形质具而未相离，故曰浑沦。
从或开始的宇宙演化，经形上之气的过渡阶段，最终落实为形下之有,展现了一个关于宇宙万物生成的更为哲学化的解释系统。作为与始相对应的往,应指该具体事物之存在过程或运动过程的结束，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死和终。考虑到本文的讨论范围,笔者这里不拟过多涉及《太一生水》的话题。从太易到太素的各个递进的步骤，作者用了一系列的有来表达，而没有用×生×,这同《恒先》的有×焉有×在表达方式上是比较一致的，也许和《恒先》作者有同样的考虑和理论自觉。王中江、廖名春等教授认为，有应是指的天地(3),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。
这个实质性的步骤就是有的出现，它标志着宇宙的生成从形上的层面落实到了形下的层面。因此，气生论的气是一种原始的气,亦即混沌之气(汉代以后称之为元气),这样的气在宇宙万物生成之后便完成了使命而不复独立存在了。表面上，两者的区别在于对象的选择是物与器层次的不同，实际上，是根于两种思想态度的差别。
且天子诸侯卿大夫，非有德位，保其富贵，则不能制其器。儒家传统把人当作器，器与物的不同之处，在于器是有制作目的的，合于目的才能叫成器。别就是等差安排，也即序。以铭刻的字形为器，则字义为道。
道者器之道，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。道若隐若现，器则触目皆是，问道莫若先观器。
这意味着，随着技术的发展，这种价值对载体的需要变得可有可无，它只是财富或社会经济价值的符号。因为文也可以从视觉形象（字）转换为听觉形象（言）即语音，字-义与言-意的结构是对称的。回味经书古训，《诗》云：周虽旧邦，其命惟新。[7]海德格尔，2016年：《物的追问》，赵卫国译，上海译文出版社。
有以小事大而赂以重器者，齐侯赂晋以地而先以纪甗，鲁公贿晋卿以寿梦之鼎，郑赂晋以襄钟，齐人赂晋以宗器，陈侯赂郑以宗器，燕人赂齐以斝耳，徐人赂齐以甲父鼎，郑伯纳晋以钟镈是也。这种现象，春秋后期屡见不鲜。（十四章）大方无隅，大器晚成，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，道隐无名。因为它不是看一、两眼就能明白的，需要有理解的过程。
一旦脱离其原初的思想背景，图案或纹饰，就会成为艺术形式。庖丁的答案是臣之所好者道也，进乎技矣。
（《荀子·礼论》）这三本即权威，包括宗教的、血缘的与政治的。其中，赐是赏赐，赂是收买，而取是掠夺。
而且，一开始这物还有一定的材料价值，变成纸币后，材料价值与交换价值便完全不对称。把宋儒的理气论，同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相比较，气类似于质料因，理则兼有形式、动力与目的三因。其次以为有封焉，而未始有是非也。成器是社会的观点，成己则是自我的要求。一种是知识简单，但动作微妙，需要全身心综合运用，如解牛。老子是见周之衰，遂退。
一开始，特别是象形文字阶段，字基本是指称经验中的事物，即有形可象的人事物。《礼运》的夫礼之初，始诸饮食，说的就是养。
关键还在于字形与字义的关系，字有形，是表达文的符号，同时字还有义，是其无形之道。（八十章）老子有器而不用，干脆连文字都想放弃。
而失道之器，其实只是废器甚至乱器。《道德经》五千言，就几乎没一字涉及任何具体的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事件。
所以刘勰也说：铭者，名也。但其作用，并不通过饮食过程体现，而是在祭仪上展示。用经典学术的分类讲，侧重前者言经世，侧重后者谈义理。老子则不得已，为了过关西去，留下那五千言，是看破人心世道。
即使是用具之器，也可以起不同的作用，例如一块石头，可以是武器、座位和建筑材料。礼的意义，就是树立权威，维护秩序。
文字则是信息最基本的载体，其负载的内容丰富复杂。虽有舟舆，无所乘之，虽有甲兵，无所陈之。
新命、新器，论的是开新。因此，祭之道，就在于从可见的活动看到不可见的神。
以《易·系辞》《礼记·礼运》和《尔雅》为例，《系辞》概述了从观物取象到观象制器的原理：见乃谓之象，形乃谓之器，制而用之谓之法，利用出入，民咸用之谓之神。道器形上学，就是对意义形成进行思想追踪的学问。器之道，包括作用、用法、价值或意义，不是另外的实体，它得通过不同的器来体现。呼马而马，呼牛而牛，此必非恣意妄称也，诸言语皆有根。
（二十九章）夫佳兵者，不祥之器，物或恶之，故有道者不处。同时，文字比语言的传递有更精确与长久的优点，成了思想文化传承的根本途径。
但还有另外一类名，其作用不是让对象在制度秩序中定位的符号，而是命名者一种理想或信念的表达。把它作为对象来描述，就是从有到无的现象或过程。
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上在历史上的首次出场，就是与中国哲学最核心的范畴道搭配而来的。章学诚认为，六经本身就是器： 道不离器，犹影不离形。